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《道情》说：“读书人，最不齐。

烂时文，烂如泥。

国家本为求生计，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。

三句承题，两句破题，摆尾摇头，便道是圣门高弟。

可知道，〈三通〉、〈四史〉是何等文章，宋皇、汉祖是那一朝皇帝?

案头放高头讲章，店里买新科利器。

读得来肩背高低，口角嘘唏。

甘蔗渣儿，嚼了又嚼，有何滋味?

辜负光阴，白白昏迷一世。

就教他骗得高官，也是百姓、朝廷的晦气。”

(据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十二引)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?

顾炎武《日知录?

拟题》愤而指出：“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，而败坏人材，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。”

甚至有人认为，明代亡国，就是用八股试士的缘故。

“崇祯末，有人拟一仪状云：‘谨具大明江山一座、崇祯夫妇两口，奉申贽敬。

晚生文八股顿首。

’贴于朝堂，亦愤世疾俗之忠言也。”

(见吕留良《东庄诗集?

真进士歌》自注)甲申之变，崇祯自缢，这一仪状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谶语。

其次是它缺乏实用的价值。

八股文一意代圣贤立言，远离现实，只能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“敲门砖”

，别无它用。

像归有光，既是时文大家，又是古文巨擘。

虽然二者同样当行出色，但是人们唯独记得他“直据胸臆，信手写来”

的《先妣事略》《寒花葬志》《项脊轩志》等抒情记事之文，那才是他的“宇宙一样绝好文字”

(王慎中《答茅鹿门知县书》)。

因为八股文缺乏实用的价值，所以一经赶下历史舞台，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。

不像诗赋，当不再被用作考试工具时，仍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，以至于当今犹未衰竭。

诚然，八股文也间曾有过实用的个例，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触及到时政的弊端，像清代尤侗的《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》抒风月之情怀，像近人杨度《“颜渊季路侍”

章》写共产主义者理想，都不过是个别士人的偶尔笔触，或个别才子的一时逸兴，终至成为历史的绝响。

三是它形式主义严重。

八股文有不少清规戒律，诸如怎样破题、承题、八股、落下……，如何起、承、转、合，都有着严格的规定，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。

繁琐的程文格式，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，不敢逾闲半步。

顾炎武《日知录?

程文》指出：“文章无定格；立一格而后为文，其文不足言矣。”

后来有人对这种程文烂调，仿墨卷作比语嘲之道：“天地乃宇宙之乾坤，吾心实中怀之在抱，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，溯往事以追维，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；元后即帝王之天子，苍生乃百姓之黎元，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，思入时而用世，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廷?”

只求形式，了无内容，架床叠屋，时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!

四是它命题了无新意。

《四书》《五经》总共只有那么多字数，那么多句子，又能出多少题目呢?

数百年里，每一章、每一节、每一句都作过了题目，都被无数的士人做烂了，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截上、截下、冒上、冒下、冒上下两截，以至长或短、有情或无情截搭题，等等难以枚举的命题门法，斩头去尾，语句不通，张冠李戴，乱点鸳鸯，无奇不有。

所以顾炎武《日知录?

拟题》感叹道：“今日科场之病，莫甚于拟题。”

咸丰年间，俞樾为河南学政，割裂《论语》“异邦之人亦曰君夫人”

和“阳货欲见孔子”

，出无情截搭题《君夫人阳货欲》，语涉轻薄戏侮。

又割裂《孟子》“王速出令，反其旄倪”

，出上完下截题《王速出令反》，言若谋反叛逆。

要不是本人自行检举，又事出咸丰时期，文网已不是那么严密，只怕人头都得落地了。

八股文在历史上并非一无是处

首先，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薰陶。

他们浸淫于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之中，服膺儒家“修身治国平天下”

的理论，并以此作为了人生的言行准则。

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，也写下知识分子史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页。

明代对待臣民以严酷著称，而士人前仆后继，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胜数。

所谓正途出身的人们，不说方孝孺、于谦、海瑞，其高风亮节赢得了生前身后名；就是晚明的文震孟、黄道周、金声、杨廷枢、陈子龙等人，临危授命，大义凛然，也并非仅以八股文名世。

满人入主中原后，极尽怀柔之能事，而顾炎武不事二姓，归庄野服终身，黄周星变名隐逸，方以智削发为僧，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同样不胜枚举。

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，不可否认，都有着儒家经典的薰陶和作用。

其次，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。

方苞《四书文》凡例说：“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、元诸儒之说，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、两汉之书，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、秦、盛汉、唐、宋大家之古文。”

明、清之际的时文大家无不经过了上下求索，其作品才达到理、辞、气三者具足的境界。

这一理论和实践，对一切文学创作都不无启迪的意义。

汤显祖、徐洪祖、吴承恩、曹雪芹都曾参加过科举，不能说他们创作《牡丹亭》《徐霞客游记》《西游记》和《红楼梦》时，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。

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第十一回写道：“八股文若做的好，随你做什么东西，要诗就诗，要赋就赋，都是一鞭一条痕，一掴一掌血。”

的确，作者若不是从旧营垒中来，又怎能写出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。

朱光潜也有着这个方面的体验，他从八股文里，看到了作者的“匠心”

所在(见《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》)。

再次，八股文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。

刘知几《史通》论及文章的精纯云：“理尽一言，语无重出。”

八股文在这个方面可谓达到了极限。

在明清两代，都严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数，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,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。

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，读了半天还未切入正题，恨得牙痒痒的，竟想对他施以廷杖。

***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中也曾提出，“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”

。

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。

明清两代，长文极为罕见；就是抒情叙事，也都玲珑剔透。

明代“小品”

之盛于一时，可谓并非偶然。

复次，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,比如楹联的成熟和发展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相传五代孟昶的春联，仅是撷取五言近体诗中的一联。

楹联的成熟，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。

它的长短不一、句格不一的骈偶形式，开创了楹联的体制。

所以，明清两代八股盛行，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。

尤其是清代，郁郁勃勃，蔚为大观，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