绍圣二年，正是宋哲宗赵煦亲政的第二年。

绍圣年间，北宋朝表面看似和平繁荣，实际上是暗流涌动沉滓泛起，特别是在朝堂上，党争不止，动荡不安。

整个国家已是积弊甚深、沉疴已久，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不得自知。

元祐八年九月，太皇太后高氏病逝，哲宗赵煦亲政。

亲政后的哲宗赵煦，出于对高太后的不满和厌憎，一心想继承其父神宗的遗志推行新法，改元绍圣，任用新党主将章淳、曾布、李清臣、杨畏、吕惠卿、蔡卞、蔡京、许将、林希、张商英、黄履等大臣，联手对元祐旧党人进行疯狂的报复和打压，追贬文彦博、司马光、吕公著等人，司马光、吕公著不仅被追夺赠官和谥号，连哲宗赵煦当年为他们亲笔题写的碑额和奉敕撰写的碑文也被追毁。

贬谪吕大防、刘挚、赵彦若、苏轼、黄庭坚、范纯仁等元祐旧党人，甚至下令除范纯仁之外的吕大防等数十人永不录用，一贬再贬。

吕大防、苏辙、刘挚等人先后被贬黜至岭南；范纯仁被贬至湖北，安置永州；黄庭坚先后被贬为涪州别驾、黔州安置；韩维罢官；苏轼被远贬于岭南惠州，又进而被贬到昌化军海南儋州；程颐也被贬往涪州；其他在世的元祐大臣也几乎都被远贬到岭南。

岭南是蛮荒之地，不服教化之地，山高路远，山穷水恶，瘴疠横行，对于被贬至岭南的人来说可谓九死一生，即使不死也会脱层皮。

党争愈演愈烈，以致于后来，新党自己内部也上演狗咬狗的闹剧，李清臣、杨畏、吕惠卿、刑恕、林希等先后也被章淳贬出京城，外放地方为官。

这场所谓的以恢复新法为号召的绍圣绍述，实质上只恢复了元丰年间实施的条例，熙宁新法注重发展生产的内容被阉割了，所谓新党，并没有想着如何强国强军，所有的的心思都放在了如何打击报复元祐旧党人的身上。

绍圣绍述的这一场折腾，使积重难返的北宋朝后期政治雪上加霜，直接导致“善类空，国事乱，宗社亦繇以倾”。

后面山河破碎的悲剧也就注定了。

真可谓是生逢乱世，悲催啊，竟然穿越到风雨飘摇的北宋末年来了！

如果没有什么改变，自己再过二十多年就沦为亡国奴了，武植想想就觉得窝心丧气！

自己要想改变这现状，改天换命，必须要有实力才行。

而实力是什么？

无非就是钱、权、兵，有钱有权有兵才是立足之本！

现在要有钱有兵实在是困难，那就先从有权入手吧！

而眼下的贡举就是抓住权力的敲门砖！

所以，武植一定要早点参加科举大考，争取早日当官，拿到权力，其他的再慢慢筹划。

绍圣二年五月初十八这天，夏至，巳时（上午九时），武植一个人坐在小书房里，默默地梳理着头绪，握了握拳头，暗自下定了决心。

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！

眼下的宋朝是文官治国，一直以来都是重文轻武，以文抑武。

绍圣以后，朝廷遵循熙宁试策之制进行人才选拔，只保留进士科与制科，另设新明法科遴选司法官。

文官特别是京朝官选拔的重头戏就是进士科贡举考试，每三年一开科场，一般先在各州府举行。

须经解试、省试、殿试三级考试，层层选拔，及第后方可入朝为官。

解试，也叫州试，是由诸州、开封府、国子监将合格举人贡入礼部的一种考试，也是后来的明、清的乡试。

地方州府所举行的解试，一般都于秋季举行，故又称“秋斌”。

州试时，由诸州判官主持报考进士的士子的考试，由录事参军主持其余各科的考试。

如果考官不懂经义，可选次一级的官员充任，但要经判官监考。

试卷上要加盖“长官”之印，考官和监考官还要在试卷后面签名。

如发现作弊考生，当场驱逐，考官受贿舞弊，要受严厉处分。

每逢科场年，解试会在八月十五日开考，连考三日，共考三场：第一场试大经义三道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义各一道；第二场试诗赋或词各一首；第三场是是子史论一首，时务策一道。

举人解试合格，由州府或转运司、国子监等按照解额解送礼部，参加省试。

省试，也称为春试，即解试通过的考生称为“举子”或“贡生”，于当年冬季集中到京师，于次年春初参加“省试”，一般安排在二三月进行，故又称“春试”。

所谓“省试”是因就试尚书省而得名，实为礼部所主持。

“贡生”到京后，要向礼部报到，写明家状、年令、籍贯及参加科举次数，取得省试考试资格。

试前礼部先发一“都榜”，亦称“混榜”，也就是座次表。

省试考试之日，考生到达贡院后依次就座，锁院，考生不得离开，食宿其间。

知举官将试题写出后，考生对题目有疑问，可以向出题人提出，出题人则须详细解答。

考试完毕后，开门放考生出院，试卷入柜。

另外还规定“举人除书案外，不许将茶厨、蜡烛等带入，除官员外，不得怀挟书策。

犯者扶出，殿一举”。

省试考四场：第一场试本经，第二场试兼经，第三场试论一首，第四场试时务策三道，连考三天，中途不能离场。

试卷要糊名、誊录，并且由多人阅卷。

评卷分初阅、复阅两次。

成绩合格者，由尚书省张榜公布，第一名称“省元”。

落第者可以诉请复试一次。

殿试，实际上是省试的一种复试形式。

本朝殿试，始于太祖开宝六年。

从此，省试与殿试的名次，才有了区别，同时也出现了“省元”和“状元”的名称。

取士大权进一步为朝廷掌握。

本朝中期之后，参加殿试者一般都赐及第，不再黜落，只是根据殿试成绩重新排列名次而已。

本朝殿试，一般分为五甲。

第一、二甲赐进士及第，第三、四甲赐进士出身，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。

成绩出来后张挂黄榜公布，俗称为“金榜题名”。

殿试的内容，太祖时仅考诗赋，太宗时加试论一道。

神宗熙宁三年，殿试进士，罢诗、赋、论三题，专以策定着，限以千字。

后又加试律义、断案。

哲宗元祐时，恢复诗、赋、论三题。

绍圣以后，又遵熙宁试策之制。

绍圣二年后，朝廷贡举考试的内容分为经义、策论两大部分，不考诗赋，以经义策论取士。

经义是从《周易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等经书中断章取义来考，试经义就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，请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。

试论，则类似于命题作文，通常是要求考生评论经史记载的某个典故或某一位历史人物。

如嘉祐二年进士科省试的论题是“刑赏忠厚之至论”，典出《尚书》孔安国注文：“刑疑付轻，赏疑从众，忠厚之至。”换成现在的说法，这题目就是“论疑罪从轻”。

当年，苏轼的应试作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就深获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。

试策相当于问答，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时务提出具体问题，让考生发表见解，所以又称“策问”，考生的回答则称“对策”。

对策通常是千字文，但也有洋洋洒洒写了上万言的对策。

绍圣元年刚开科取士，离下次大考还有一两年的时间，凭着他两世为人的知识和阅历，凭着他重生前靠刷题考上大学的恐怖经历，武植再准备个一两年，进士及第应该没有问题。

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

不管是蚍蜉撼树也好，还是螳臂当车也罢，他无论如何都要去博一把，搏杀出一个朗朗乾坤来。

下定决心后，武植的心反而平静了下来，不再有了先前的惶恐不安，随手拿起一本《礼记》阅读起来。

晚上在一起吃饭时，武植郑重的提出，准备明年就去参加大考。

武修、凤娘听罢，都为他感到高兴，毕竟振兴武家家业的重担就压在他身上，看到他这么有勇气和信心，自然是喜上眉梢了。

第二天，武植起了个早，刷牙洗脸吃早餐，然后他带上小娥，架上牛车就赶往清河县县城。

为什么要去县城？

因为经过询问得知，清河县县城才有蹴鞠（足球）卖！

他要买一个蹴鞠来强化练习。

他现在怀里就兜着跟凤娘要来的一百文钱用作买资。

清河县县城离武家那村不过十几里路，架着牛车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城门口。

城门耸立，城头上“清河”两个大字映入眼前，只见城门口人来人往，进进出出，城门口有两个皂吏正无精打采的看着人们进出，时而象征性的盘查一下，武植和小娥看起来还像小孩，城门皂吏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就给他们放行。

进入门洞，街市中，一片热闹喧嚣的繁华景象就铺展在他们的眼前，凭着记忆，而且小娥显然也来过县城，两人轻车熟路的来到了售卖蹴鞠的摊位，一排排各式蹴鞠就收入了武植的眼中。

蹴鞠又名蹋鞠、蹴球、蹴圆、筑球或踢圆等，从古人对它的称谓上来看，这应该是一种类似于圆形的“球”状物体。

“蹴”古义为蹋、踢；而“鞠”的含义则为外面裹着皮革、内实米糠的“球”。

蹴鞠合在一起就是踢足球的意思。

蹴鞠据说发源于战国时期，汉唐开始盛行，到本朝后就更达到了顶峰，不仅宫廷的皇亲贵胄在踢，民间也已经开始流行了起来，勾栏瓦肆都非常熟悉。

而且更为神奇的是，北宋时期的蹴鞠是充气的空心皮球，而不是笨重的实心球！

很接近于现代的足球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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