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原来如此，不愧是杨卿，老成持国。”

但他随即话锋一转，

“只是江逆狡诈异常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。”

“要是被他识破，或者他狮子大开口，又该当如何？”

杨嗣昌淡然一笑，一副智珠在握的模样：

“陛下，虚与委蛇，讨价还价，本就是议和常态。”

“再加上四川山高路远，往来通信不便，谈判大可以慢慢来，能拖上一段时日，便是一段时日。”

“咱们只要能利用好这段时间，迅速剿灭中原流寇，那接下来，也就不用再议和了。”

“届时就是王师西进，天兵讨逆！”

为了避免多线作战的风险，杨嗣昌可谓是煞费苦心。

他仔细研读了陕北农民军的所有战役，既然你们可以诈降，那么自己来一个“诈和”，也是理所应当的。

听到这里，朱由检精神一振，不由得身体前倾，关切地问道：

“如果那江瀚同意休兵，那杨卿需要多久，能彻底剿灭中原流贼？”

杨嗣昌闻言，猛地挺直腰板，给出了一个所有人都为之震惊的答案：

“半年！”

“陛下，只需给臣半年时间，必定能荡平中原群丑！”

朱由检又惊又喜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

“半年？”

“竟如此之快？爱卿有何良策？” 杨嗣昌目光炯炯，分析道：

“陛下，这便是臣要奏对的第二件事，也是平贼的核心方略。”

“我将其称之为——四正六隅，十面张网！”

“据臣所知，流寇多倚仗马匹，今日在河南，明日便可入湖广。”

“官军尾随追击，往往疲于奔命，难以歼灭其主力。”

“再加上各地督抚权责不一，划地自守，对于跨省剿贼一事，大多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。”

“尤其在多省交界之地，地方官员只求将流寇赶出自己辖区，便万事大吉，从而致使贼寇坐大。”

说着，他微微屈身告罪一声，然后示意一旁的太监将舆图摊开。

他指着舆图，仔细解释道，

“陛下请看，臣打算以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江北为四个正面。”

“此四地为剿匪主要战场，负责分任剿防，主动出击。”

“再以延绥、山西、山东、应天、江西、广西为隅面，负责协防，拦截贼寇，支援友军。”

“如此，四正主战，六隅协守，构成一张天罗地网！”

“再以严令约束各省巡抚、乃至总督、总理，使其不敢推脱延误，纵贼出入。”

“十面张网，流寇必定无处可逃，只能乖乖束手就擒！”

可以说，杨嗣昌的这个战略构想，听起来确实非常宏大且周密。

但唯一的缺点就是贵，非常贵。

要想拉起这张史无前例的巨网，必须足食然后足兵。

在杨嗣昌的设想里，想要拉动这张网，需要新招募士卒十二万，步七马三。

其中步兵八万四千，骑兵三万六千。

一名步兵每日给饷五分，一年需十八两银子，总共算下来，一年需要饷银一百五十一万二千两。

每一名骑兵连带草料，每日给饷银一钱，一年需饷银三十六两，总共算下来，年需饷银一百二十九万六千两。

两者合计，一年需新增饷银二百八十万八千两！

杨嗣昌还特意强调：

这笔巨款，必须严格落实到总督、总理、各省巡抚头上，垂直管理，不得互相推诿，也不得互相混淆。

如此一来，才能确保这笔钱粮能落到实处，用以养兵练兵，而非落入贪官污吏之手。

从杨嗣昌这番谋划来看，他确实是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，计算精准，方案也力求完美。

但问题来了，这二百多万两巨款，该从何而来？

杨嗣昌自己肯定是没钱的，而崇祯的内帑也不见得有多少，指望王公大臣们捐输，更是难如登天。

归根到底，只能找老百姓征税了。

既然已经开征了“辽饷”，那再多加征一个“剿饷”，也无可厚非吧？

可崇祯对此却有些犹豫不决。

他并非不知道民间疾苦，之前为了平定西北民变，他已经屡次下令加派。

随着朝廷加派越多越多，老百姓对于流寇的称呼，已经悄悄从“贼寇土匪”变成了“义军天兵”。

这一变化，让朱由检深感不安。

踌躇再三，他还是决定将加征一事，交付廷议，让朝臣们各抒己见，希望能找到一个更稳妥的办法。

结果可想而知，朝中上上下下，几乎没什么人赞同加饷。

其中，尤以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的意见最为激烈，也最有理有据。

孙传庭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，剿贼已逾十载，而贼势愈剿愈炽。

其根源何在？

正在于加征不休，驱民从贼。

陕西等地早已是十室九空，幸存者非死即逃，只能投贼谋求生路。

当下人心思乱，最重要的应当是固本培元，休养生息。

只有减轻赋役，才能让百姓看到一线生机，避免争相从贼。

况且，如今各大军镇的兵员早已空虚，就连孙传庭这个陕西巡抚，手上也没几个可用之兵。

所以他只能白手起家，抽调卫军补充，以编练新军。

加征的饷银一旦发出去练兵，日后如果不能长期维持军饷，那这些兵丁岂不是又要跑去从贼？

更何况，练兵非一日之功，而花钱却如同流水。

谁又能保证，白花花的银子撒出去，一定能练出强军，彻底剿灭中原、乃至四川贼寇？

孙传庭的这封奏疏，言辞恳切，直指要害，无疑是对杨嗣昌最有力的反驳。

而朱由检心里也很清楚，自从加征辽响以来，老百姓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。

他只是没良心而已，又不是真的傻。

征税人都死光了，谁还来缴税？

还是孙传庭提出的法子更好，能够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。

而对于朝中的反对之声，杨嗣昌也早就有心理准备。

他声称孙传庭等人不识时务，只知道空谈误国。

一派胡言，谁说加征就一定要全部压在小民头上？

天下之财，又岂在升斗小民之手？

那些豪绅富商盘踞地方，整日锦衣玉食，难道就不该为君分忧、为国出力吗？

因此，杨嗣昌也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案，分别是“因粮、溢地、事例、驿递”。

所谓因粮，就是按照田亩面积加派钱粮，这是大头；

溢地是指，凡是土地超出原有额度的，按照超出部分加征赋税。

事例则是向富户们出售，国子监监生等名额，以筹集钱粮；

驿递是指裁撤各地驿站，将省下来的经费挪用到练兵上。

根据杨嗣昌的估算，通过这几种手段并行，大概能搞到近两百万两银子，勉强可以覆盖新增军费。